何谓中国的文艺复兴

[ 2008-09-16 17:17:59 | 上传: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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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沂
郭沂，1962年6月20日生于山东临沂。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客座教授。1984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硕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84年至1993年，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助教；1993年至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9年8月至2001年6月，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并应邀赴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达慕思大学等校讲学。2002年9月至2004年8月，任韩国汉城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并应邀赴西江大学、翰林大学、忠北大学等校讲学。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首先将清代称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后来胡适等又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文艺复兴。这两种说法影响都很大，而五四文艺复兴说尤甚。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以文艺复兴比附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说法；然而，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时代?如果存在的话，它到底应该是那个的时代?中国文化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对于这类问题我们不能不保持清醒的头脑。

“文艺复兴”是欧洲在经历了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以后，以重新发现并复兴古典文明为表现形式的一场反封建反神学的文化运动，其最普遍、最基本的理念是人文主义，整个运动可以看作人文主义对宗教的反动。所以，在探讨中国的文艺复兴之前，必须对中国传统的宗教、人文主义及其演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如果可以用宗教、人文主义这些概念来分析中国思想的话，就不难发现，中国的宗教和人文主义传统都源远流长，而夏商周三代的宗教和人文主义正是后来儒家、道家等产生的思想背景。我以为，孔子对它们的取舍，已经基本决定了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思想的性质。

提起中国传统宗教，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道教和佛教。然而，牟钟鉴教授发现，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大的宗教一直作为正宗信仰而为社会上下普遍接受并绵延数千而不绝”，这就是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或原生型宗教。牟教授指出：“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固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他祭祀制度，成为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是慰藉中国人心灵的精神源泉。”[1]我认为，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发现和提出，是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早在中国跨入文明时代之初，也就是三皇五帝时期，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就已经形成了，并成为后来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宗教。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尽管此教在形态上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其基本特点投变，其国教的性质也没变。可以说，在满清覆灭之前，它一直是中国人的主流宗教。

相对而言，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形成就晚得多了，时当殷周之际。

王国维先生率先提出，殷周之际中国文化发生过一场巨大变革，后来学者们普遍认为那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我则以为，它首先是一场宗教批判运动，人文主义运动，然后才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

以文王、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文化精英由殷之代夏、周之代殷的历史，对传统宗教进行了一次深刻、彻底的反思，终于发现并非“天命不僭”，而是“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甚至“天不可信”。至于夏、殷两代的废替，皆因“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原来，社会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据，并不是神秘莫测的天命，而是人的德行。摒弃天命，注重人事，显然是对传统宗教的根本否定和彻底批判，标志着中国人文主义的形成。

不过，在这同时，文化精英们又巧妙地将这些人文主义成果纳入宗教的体系之中。周公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主张“以德配天”。在这里，天仍然是人格神，只不过能够根据人的德行扬善罚恶而已。另外，周公还制定了一整套祭祀礼仪制度，用人文主义成果来强化宗法性传统宗教。这一切都意味着宗教改革。

周公等文化精英们之所以一方面进行宗教批判，开创人文主义，另一方面又将人文主义纳入宗教，进行宗教改革，大概是由于宗法性传统宗教一直作为国教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教化功能，也就是说他们是出于社会、政治、信仰等方面的考虑。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现象，在周初以后的思想界，宗教和人文主义合为一体，共同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宗教和人文主义一体两面，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关于这个特点，相传文王所作的《周易》一书表现得最为明显。从马王堆帛书《要》篇得知，孔子早已发现《周易》的内容包含三个层面，即赞、数和德。其中，赞和数属于宗教，德属于人文主义。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文明时代的根本特征是什么?过去的看法是，它是以对超越的向往和超越实体的出现为典范的。不过，最近犹太思想家鄂尔堪纳对这一提法作了修正。他认为，第二序思想的出现，即反思能力的出现，是轴心时代文明发展的突破。所谓反思能力，即对思想本身进行反思[2]。依此，我认为从殷周之际巾冈就进入轴心时代了，而春秋、战国只是中国轴心文明的一个新高潮。

形上学是哲学的命脉，或者说具有形上学的思想才可称得上哲学，而先秦的形上学便是子贡所说的“性与天道”。以是观之，西周时期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一个“德”字。此“德”字不是后来的“德性”，而是“德行”，乃形下概念。故知当时的人文主义非形上学，则非哲学。

值得注意的是，从《涛经》、《左传》等文献看，西周春秋之际，人文主义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这就是性与天道问题的提出，或者说人性论和与之相对应的义理之天的形成。人之所以有“德行”，是因为有“德性”，而“德性”是天所赋予的，这个“天”就是义理之天，它是当时人文主义的最高概念。人文主义的义理之天和宗教的主宰之天相抗衡，便逐渐拉开了人文主义和宗教的距离，二者所组成的一体也逐渐演变为两体，终于它们都相对独立了。

尽管如此，由于历史渊源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人文主义和宗教之间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导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说，这种人文主义含有宗教的因素和性质，这种宗教也含有人文主义的因素和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宗教可以称为“人文主义宗教”，这种人文主义也可称为“宗教人文主义”。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将这种人文主义当作宗教，并冠之以“人文主义宗教”，或者将这种宗教当作人文主义，并冠之以“宗教人文主义”，都是不合适的，因为宗教因素之于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因素之于宗教，都居于相当次要的地位，并非主流，故不可以之定性命名。

以上所述宗教和人文主义两大传统正是后来中国主要思想体系儒学和道家产生的历史背景。那么，儒学和道家是属于宗教的传统，还是属于人文主义的传统呢?儒学和道家的产生当然标志着先秦人文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从孔子对《周易》内容三个层面的取舍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他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3]如果进一步观察整个儒学和道家思想史的话，就不难发现，儒学和道家无疑是两千余年以来中国人文主义巨潮的主流。

如此看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西方的思想文化迥然不同。在西方，人文主义和宗教是相互对立的，但在中国，人文主义和宗教之间是相斥包容、相互渗透甚至是相互支持的。这种人文主义和宗教一体两面的意识形态自殷周之际开始，一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方告结束，延绵三千年，中间基本上没有中断。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前，不存在宗教对人文主义的压制，也不存在复兴古代人文主义的问题，当然就不存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问题了。

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经历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文革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中国人文主义传统的真正中断，是辛亥革命以后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情。倒不是宗教压制了人文主义传统，而是科学至上、理性至上的思潮压制了人文主义传统。这一点，也是和西方很不一样的。

诚然，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赛先生”和“德先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片面地强调它们而忽视人文主义，却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例如学术界的失语症和社会上的法轮功现象等。

在我看来，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尚未到来。它应该是一场以复兴中国传统人文主义为表现形式的人文主义重建运动，其核心是新哲学的形成。到那时，才可以淡得上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之类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反动，在这个意义上也意味着对中国文艺复兴的反动，把它当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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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牟钟鉴：《走近中国精神》第243页，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

[2] 参见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学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5-36页。

[3] 马王堆帛《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