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科学哲学--------第二次文艺复兴与信息化

作者：刘长林
刘长林(1941-),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教授, 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中国大陆近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强劲，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强国。与此同时，如果海峡局势平稳，台湾的经济实力也有希望快速增长，再次令世界刮目。
随着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可以预言，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会在21世纪后期出现一个空前的局面。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迫切需要，这种影响的深广程度肯定远远超过一千年前的唐朝，而演生成为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

一、中华时间文化与西方空间文化优美对称

要想透视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首先须要弄清中华传统文化的性质及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知晓她将在哪些方面促进人类的进步，发挥独到的不可取代的作用。
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文化的多样性是文化繁荣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就文化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文化大体有两类：一类是空间文化，一类是时间文化。前者以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为集中表现，后者以诞生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化为主要代表。其他种类的文化，则介乎二者之间。
时间和空间是万物的两种最基本的性质。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时空统一不可分割。但是时间和空间又是两个相互分别、各有自己的独立性的方面。当人们面对世界的时候，则不可能时空并重，而必定有所选择：或以空间为本位，从空间的角度看待时间和万物的存在；或以时间为本位，从时间的角度看待空间和万物的存在。这两种态度和做法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人类都是必要的，有益的。之所以有这两种选择，是因为人的思维和感知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注意中心。因此，在对待外界事物时，或以空间为主，或以时间为主，这两种作法只能分别进行，而不可能体现在同一过程之中。
人类文化正是这样被分成了两大源流。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偏向于以时间为主，西方文化的主流则偏向于以空间为主，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与发展，就形成了中西方两种性质不同却优美对称的文化形态。
中西文化的不同时空选择，可以用这两种文化主流的全部表现来说明。这里只能择其要以示。
西方：古希腊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们干脆只讨论空间问题，不讨论时间问题。他们大多以某种有形的物质实体如水、气、土等为宇宙的本原。最具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最大的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这样的宇宙本原论显然是以空间为本位的。在科学方面，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被公认为西方科学思想的源头，其公理演绎式的逻辑思维形式一直影响着西方学术的发展。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最大成就是对物质结构的研究，而追察一切事物现象的物质实体根源被视为科学探索的最终目标。在艺术创作中，西方古典的绘画、舞蹈、雕塑、建筑等，给人的精神享受是形体美和空间规则之美，散发阳刚之气。在宗教上，基督教所尊奉的上帝，是在其自身之外造出了万物和人。上帝与其所造之物属空间对立关系。等等。
中国：华夏古代学术从“观象授时”起始，很早就形成了“以时为正”的观念。古代哲人将宇宙主要看作是一个万物从无到有的演生过程。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论断，《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见吉凶，吉凶生大业”的叙述最具代表性，明显是从时间过程看宇宙。中华学术（包括科学）的源头是《周易》，《周易》六十四卦象与辞所要揭示的正是自然与社会人事的时间历史规律。王弼：“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周易略例》）所言甚是。《周易》的核心思想可用“与时偕行”（《损卦·彖》、《易·文言》）四个字来概括。孔子：“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儒家所奉行的“中道”亦以时为正。在审美上，中国传统的各种艺术门类，均以“气韵生动”为灵魂。“气韵生动”所要展现的是生命韵律之美，是音乐美、时间流动之美，本属阴柔之美。在宗教方面，道教追求羽化登仙、长生永世，佛教以明了万相无不“成—住—坏—空”为进入佛门的启蒙。道（或佛性）以自身演生万物，与万物是“道在物中，物在道中”的关系。这些都是从时间角度看待世界的结果。
空间文化具有明显的阳性特征，时间文化具有明显的阴性特征。“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上》）阴阳对称互补、消长转化、合和利贞的道理，可以说明中西文化的关系，可以洞观中华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作用。

二、“天人合一”价值观将居主导

自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历经五百年，西方文明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现今已统治了全世界。
以空间为本位，决定了西方文化必定以主客对立、分离的方式对待一切事物。因为空间可以占有，相互排斥。对立、分离是空间的基本特征，惟有对立、分离才能显示空间的存在。主客对立和空间本位可谓互为因果。由此，西方喜欢采用分析、剖解的方法认识世界，强调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分别，看重具有明显空间特性的物质存在。西方文化所建立的价值观，推崇功利，张扬个性，争掠为荣。这种价值观激发个体存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使个体存在充分发挥潜能。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崇尚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认为人有自由意志，有决定自己命运和道德善恶的权利。这些主张无疑极其珍贵，那时也确实出现了要全面展扬人性的良好势头。但是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当时所实现的人权对神权的胜利，人性对神性的解放，只能依循空间思维的方向发展，人的所谓“自由意志”实际带有深刻的片面性。人向神索回的个性自由发展的权利，主要在于扩大人活动和支配的空间，满足人对实物的欲望。最终，人性被片面地理解为“物性”，人格被降低为“物格”，以至认为人的本质不过是其所处经济关系的总和。平等则被强调为与他人平等竞争从而优胜劣汰。而人的智慧的伟大和人的品位的崇高，主要表现在对自然的征服和对物质财富的拥有。
西方文明的辉煌和对当今世界的压倒地位，与这种强烈空间色彩的价值观有密切关系。但是西方文化在给人类带来诸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麻烦、痛苦和灾难。由资本主义所谓自由竞争和对空间的征服，导致了长达数百年残暴无耻的殖民地压榨和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代流行的国际霸权主义、恐怖主义。以人为万物尺度而对空间的掠夺性开发，造成资源匮乏、物种大量灭绝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由于各种各样的社会生存竞争，人们，尤其是中青年以至少年儿童，已不堪重负，生活和精神的压力使他们喘不过气。许多人形神关系颠倒，不是精神支配形体，而是物质欲望支配精神，致使精神和生命的独立价值不复存在，丧失了精神和情感的家园，丧失了人的本质的自我。
中华传统文化以时间为本位，决定了这种文化必定以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的方式对待天地万物。因为在同一个时空连续统中，时间不可分割，不可截断，不能占有，不能掠夺。从时间的角度看人与天地万物，永远是一个浑然有机整体。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奉行“道法自然”的原则，尊重事物的自然整体状态。在自然状态的时间面前，众生平权、平等。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应当是共存、共荣、共享的友善关系。这也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精神。故庄子有“齐物”之论，高唱“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周易》则主张“其道甚大，百物不废。”（《系辞上》）
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强调天人一体，众生平等，协和万邦。人的行为不是从物质出发，而是从生命出发。生命的本质是时间，其存在是一段过程。珍惜生命，就意味尊重时间，按照时间的法则和时间的特性安排一切，让生存过程充实、美好、自在，让一切社会活动有利于生命的展扬，而不是戕害生命。儒、道、释所谓顺天赋性命而为，首先就是要热爱生命，养护生命。人们应当自觉地将养自己、养他人、养万物，视作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只有做到养己、养人、养物三位一体，才是真正理解养生。
人的生命固然离不开形体，但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为万物之灵，正在于人能治理万物（包括人自己），因而与天地为“叁”。而治理的目标在于赞化万物，协同共存，各尽其性。如是，人类和个人也得到生存与发展。因此，人的本质在于精神，而不是形体。人的价值不在于物质财富的占有，而在于展扬爱己、爱人、爱物的本心。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故首先要提高精神，包括品德和智慧；而物质需要的满足，则寓于万物的正确治理之中。“利者，义之和也。”（《易·文言》）依照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人首先是伦理的人，功利须在天人合一的伦理原则下实现。
可见，中华时间文化的特质正好调适和纠正西方空间文化所造成的偏差。可以预期，到21世纪后期，国际间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将会得到更加深入广泛的认同和遵守，军备竞赛有可能在较大程度上受到遏制。商业谈判，贸易往来，经济和技术交流，会更加体现双赢与互惠。文化冲突转变为相互包容，接受并保护文化的多元存在与发展将成为世界的共识。世界各区域有可能形成更多的经济、政治共同体。用“和实生物”（《国语·郑语》）代替对抗征服，一定会成为本世纪的时代精神。
在人生价值取向上，由于中华时间文化的影响，人们会更加关注生命的过程，而把结果置于次要地位。“只讲耕耘，不问收获”，“尽心尽力，不贪不求”，作为高尚而自在的生活准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力行。人们不仅为经过努力取得了成绩而高兴，更多地却是在耕耘过程中体验快乐。儒、道、释的宇宙观、人生观将不仅在东方世界有广阔的普及，也将在西方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因为从时间的角度看世界、看人生，能够使人在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同时，不为物累，内心宁静，享受自在。儒、道、释的修炼，还能够提高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帮助人们在平和“逍遥”（庄子语）中获得成功，成功后仍能保持“逍遥”平和。
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这种转向，将使人和社会升华，使精神高于物质，灵性统摄形体，共存共荣代替优胜劣汰，总之，人真正成为人。

三、“象科学”应运而振兴

西方科学哲学强调认识的客观性，判定科学价值中立。其实不然。须知一切科学研究必当采用一定的认识方法，而一切认识方法都离不开一定的主客关系。在认识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认识客体，就有价值观念在。西方科学所体现的价值观，与西方主流的人文理念是一致的。
西方科学出发点是主客分离、对立，主要依靠抽象思维、剖解分析方法和控制边界条件的实验方法。这种认识方法包含了主体与客体的不平等，意味人有宰制和征服客体的权利。以这种方式所获得的认识结果，是事物在被切割、宰制下所显示的因果必然性。因此，按照这类科学规律行动的前提与结果，是对客体更大规模的损害。这样的认识和实践，必定造成广义生态环境的破坏，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紧张。即使有意去弥补，也往往是拆东墙补西墙，还会不断加强人类中心主义，在无形中滋养视损他利己为正当的观念。
从空间的角度看事物，事物之整体由其部分组成，部分决定整体。要弄明白整体，必须分解以认识其组成部分，然后再将对部分的认识综合成整体。循此当走还原论之路。其结果是事物的组成部分认识得比较清楚，而由部分综合成的整体却远不是原来的整体。因为在还原的过程中已把本始的整体关系破坏了。这种认识论过度强调部分对整体的决定作用，忽略且难于知晓整体对部分的意义与价值。
西方主流科学主张到现象背后去把握事物的本质。所谓本质是指事物内在的相对稳定的联系，现象是指事物外在的相对易变的联系。无疑，内在稳定联系对事物性质具有相对长久的决定意义，但必须看到，外在易变联系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同样会产生决定性影响。作为联系，现象和本质同等、相通，而现象要比所谓本质丰富、生动、全面得多。从联系的复杂性、广远性、整体性来看，现象大于本质。而抽象方法、剖解分析方法和控制边界条件的实验方法，就将现象层面无情地丢弃了。因此，西方科学长于把握简单性、实体性、稳定性的对象，对于认识复杂性、关系性、易变性的事物则不擅长。就是说，尽管西方科学在物质结构等许多领域创造了伟大成就，但它作为一种认识体系并不是万能的。
中华传统科学的出发点是天人合一、主客一体。此出发点并不取消主客区分，而只是排除对立，所以不妨碍认识活动的正常进行。但是这样的主客关系，开启了一条与西方科学完全不同的认识路线。
以时间为本位看事物，事物之整体是本始的、浑然不容分割的，由整体产生和决定部分。这种本始的整体包括整体内部的全部关系、整体与外部环境的全部关系，以及整体与认识主体所形成的互动关系。这三部分关系的自然整合，构成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其表现就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的现象。天人合一的认识路线，正是引导人们寻找事物现象层面本身的规律。
在维护自然整体状态的情况下认识事物，只能采取“顺”的方式，即顺随事物的变化，不干预、不控制、不预设，通过对现象自然状态的观察和不离开“象”的概括，揭示现象本身的规律。这种方法称为“静观”。在必要和允许的条件下，也可以做实验，但以不破坏对象的自然整体状态为前提，属彻底开放性的实验。由此所得，是事物自然整体层面、即现象层面的知识和规律。姑且称这类认识活动及其所获知识为“象科学”，也就是中华传统科学。象科学维护本始整体，故不可能清晰地了解事物的组成部分，只能“以大观小”，从整体的视角看局部。
在中华传统学术中，中医学、心学、兵学、农学、水利学、工艺学以及堪舆学等可谓传统象科学的代表。这些学术门类的大量成功事实证明，象科学进入的是与西方科学不同的事物层面和不同领域，同样可以帮助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实践中达到预期目的。
象科学体现了主体对客体的尊重，其所揭示的是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依照这样的规律行动，能够较好地维护生态平衡，保持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有利于建设生态伦理，克服唯物质主义倾向，从而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开辟光明前景。
可以预期，象科学的振兴与发展，对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复杂性、非线性和小概率事件的难题，会有所帮助。在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灾害科学、信息科学、教育科学、管理科学、心理学、心灵学、预测学等大信息量的高尖领域，会做出西方科学不能替代的成绩。时空统一，有空间存，就有时间在。同样，凡有事物的地方，就有不断变化着的现象，有其自然整体层面。因此，象科学有无限广阔的远景。
象科学主张在顺从万物生化、赞育万物发展的过程中，满足人的各种需求。振兴和发展象科学，有可能改变人类征服掠夺自然、同时又遭受自然报复的境况，使社会步入一个人与万物携手共进的新时代。

任何一种文化和科学形态，无论过去或现在多么强大，都如世界上的一切存在一样，只是一偏。是一偏，就有长短，有局限。当今，西方文明行时世界二百年，已近鼎极，致人类生活阳盛阴衰，亟待调适。现在，无论科学发展的前景，还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危机与病垢，都向人们昭示，要想真正解救人类，必须调整时空选择，将关注点由空间转向时间，合理地安排时间与空间在科学、文化和人类生活中的位置。这是一次整体性的文化与科学的转折，可谓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其深刻程度和运动规模远比前一次文艺复兴要大得多。15世纪的文艺复兴是西方文化体系内的一次革命，其巨大成果支配了整个世界，但就其文化基因和思维方式看，仍然是西方文化传统的继续。而当今人类面临的变革，显然要从根本上突破西方的传统，因此不可能再在古希腊或其他西方古典文明中找到多少可以利用发扬的思想源泉。
然而，世界真是奇妙，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刚好阴阳对应，纠正和调整西方文明所带来偏向的历史使命，就不可避免地落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肩上。我们应当努力，通过中西文化协调互补、扬长正短而达到阴阳平和，使人类文明跃升到一个更高水平。（2007-8-28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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